公司印章的三个核心风险

三、云南省高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支持了汪天雄的诉讼请求。重庆群洲公司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并且在再审期间提交了新的证据：重庆涪陵区法院(2015)涪法刑初字第00510号《刑事判决书》及重庆三中院(2015)渝三中法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上述判决、裁定认定梁裕霖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且证明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系伪造。

四、最高法院最终认定“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裁定驳回了重庆群洲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本案中重庆群洲公司的败诉原因有二：

1、案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虽经刑事判决认定确系伪造，但后经查明这枚印章“在重庆群洲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均曾使用过”，且“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使用亦未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最终认定：“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因此，使用该公章签订的合同应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

2、除案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外，最高法院还查明重庆群洲公司还存在并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001023046043”的印章，但重庆群洲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

因此，最高法院最终认为“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之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群洲公司承担。”重庆群洲公司因此败诉。

实务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1、公司印章必须具有唯一性。有些公司印章不唯一，有些公司甚至多达三十多个合同章（为了便于对外签约于是每个分公司一个印章），而且依序编号“合同章一”、“合同章二”、“合同章三”、“合同章四”，这种做法风险巨大。公司应加强对能够代表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等的管理，切勿在对外的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对外联系函件、招投标书、承诺书、工商登记备案文件等）上同时使用多个不同的印章。否则可能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即通过伪造公司印章的方式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如果公司印章不唯一，此时公司即使能够举证证明该印章确为伪造，也不能仅以此为由否定以盖印章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本案中，重庆群洲公司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是最高法院最终将伪造的公章签订的合同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重要理由之一。

2、公司不能对同一印章的效力在不同的交易或诉讼中做不同选择。即公司对外使用的公章只要在某一交易或诉讼中承认其效力，则不论该公章是否经公司授权、是否系他人私刻甚至伪造、是否进行工商备案，均不得在另一交易或诉讼中否定其效力。本案所涉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虽系伪造，但重庆群洲公司在法院查明的另案中并未否定其效力，且多次使用。这也是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该印章所签协议属于重庆群洲公司行为的主要理由。

3、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交易相对人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如果碰到公司以印章虚假为由主张合同并非公司的意思表示，对公司没有约束力时，相对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反驳：（1）该公司在其他的场合使用过该公章，且该公司没有否定其效力；（2）证明该公司除该枚印章以外，还存在多枚印章，且同时在不同的场合使用；（3）证明使用该印章签订合同的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4）证明代表公司使用该公章签订合同的人构成表见代理或构成公司的职务行为。

4、印章是公司对外的“信物”，从本案最高法院的裁判意见及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司的印章管理如果出现混乱，将会使公司面临巨大的交易风险。建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管理或者委托诚实可靠的人管理印章，并制定严格的用印、刻印审批流程，切勿同时刻印或允许他人刻印公司印章。

相关法律规定

《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民法通则》

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以下为本案在法院审理阶段，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就该问题的论述：

本院经审查认为，重庆群洲公司在设立云南分公司时，向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明确云南分公司负责人为梁裕霖，该“申请书”盖有重庆群洲公司认可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重庆群洲公司内部文件《关于成立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通知》（渝群实集司发[2011]15号）不仅明确重庆群洲公司成立云南分公司而且任命梁裕霖为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因此，重庆群洲公司对云南分公司的存在、梁裕霖代表该分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明知且认可。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有权委托朱惠德开展经营活动，朱惠德接受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委托，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之法律后果应当由重庆群洲公司承担。

重庆群洲公司申请再审认为，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为伪造，并提交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5)涪法刑初字第00510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三中法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梁裕霖已经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因此，梁裕霖利用伪造的公章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委托朱惠德签订工程施工协议及相关结算协议，行为后果应当由梁裕霖及朱惠德自行承担。

本院经审查，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在重庆群洲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诉讼活动中均曾使用过。2013年6月24日，重庆群洲公司使用该编号的公章与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县普坪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大理州漾濞县普坪电站工程施工合同》，漾濞县普坪发电有限公司随后支付给重庆群洲公司的工程款均进入到重庆群洲公司云南分公司的帐户，工程款的收款收据上均盖有该编号的公章，重庆群洲公司并未提出异议。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大民二初字第188号案件中，重庆群洲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上，均盖有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使用亦未提出异议。

上述证据表明，重庆群洲公司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尽管其主张公章伪造，但其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损害，朱惠德使用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重庆群洲公司印章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原审法院未追加发包人作为共同被告及未中止审理并无不当。

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本案涉及重庆群洲公司不同编号的公章共有四枚，即：1、重庆群洲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加盖的编号为“5001023046043”的公章；2、重庆群洲公司成立云南分公司时向工商管理部门递交《分公司设立申请书》加盖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的公章；3、重庆群洲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自认存在编号为“5001023023351”的公章；4、重庆群洲公司认为梁裕霖伪造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除该公司不予认可的编号为“50010218011375”的公章及变更前使用的“5001023023351”公章之外，该公司未就上述“5001021801137”、“5001023046043”不同编号印章同时存在并使用做出合理解释。

案件来源

汪天雄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

延伸阅读

为进一步验证本案最高法院的裁判观点，我们又检索到了六个最高法院关于公司存在多枚印章时，如何认定使用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等文书的效力的案例，裁判观点较为统一，均认为：如果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不得主张使用公司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

案例一：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洪英等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537号]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文虽经青海创新公司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认定与其在西宁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符，但青海创新公司确认其曾使用过的公司印章不止一枚，洪英难以有效识别《担保保证书》上加盖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为青海创新公司曾使用过或正在使用或在公安局备案登记的印章。本案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两份《担保保证书》均对青海创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青海创新公司应当向洪英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妥。”

案例二：湖南宏欣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鑫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湖南腾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物权保护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19号]最高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系鑫都公司与电力公司之间签订，对于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并无异议，存在争议的是电力公司的公章问题。由于该租赁协议上所加盖的公章与电力公司在2000-2005年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两枚公章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差异，但同时也证明在该协议签订期间，使用的公章不具有唯一性，在宏欣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租赁协议上电力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印章的情形下，不能排除该公章系电力公司在此段期间使用的两枚以上的公章之一，因此宏欣公司关于公章系伪造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与中国航空技术珠海有限公司、上海中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48号]最高法院认为：“中航技公司对于衡阳案和广州案保证合同中其非备案公章使用效力的认可，其效力不应该仅仅限于衡阳案和广州案，同样也应当延展到本案。企业使用或者认可使用其非备案公章，其行为效力同样具有公示效力。对于使用或者认可使用非备案公章效力的企业，无权对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作出选择性认可。原审判决认定中航技公司对涉案公章的效力认可只是限于特定交易行为，不涉及其它交易行为，以及景德镇工行并未将衡阳案和广州案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作为签订本案02号保证合同的依据，与公章的公示力相违背，本院不予支持。不论本案02号保证合同与衡阳案、广州案加盖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是否为中航技公司所有或者使用，中航技公司只要认可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便具有公示性，从而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案例四：邹春金与陈怀深、海南鲁泉实业有限公司、王洪英、崔传珍、陈延峰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4号]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法亭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怀深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例五：张家口市景泰商贸有限公司与河南兴隆建筑工程公司一案审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26号]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兴隆公司虽然提供了案涉合同的印章与其持有的印章不符的鉴定意见，但因其提交的作为比对检材的印章亦非备案印章，考虑到张希林与兴隆公司北京工程处存在着挂靠的约定，故原审判决以现实中企业存在两枚以上印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一经验法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基础，并无不当。”